厄纳士特·钟斯也反复地说：“弗洛伊德之喜欢单纯和厌恶繁琐，同他性格中的其它两个特性有极密切的联系：即厌恶形式化和不愿忍受各种人为的限制。他对形式主义的厌烦，有一部分归因于他生长的贫贱环境，使他少有进行社交往来的机会。……弗洛伊德对于复杂的保护性措施，特别是人们经常引用到生活关系中的那些法律方面的保护性措施最为厌烦。他认为，假如两个人真的互相信赖，这些保护性措施就是多余的；而如果他们不能彼此信赖，就是有这些繁文缛节的保障，也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的父亲和弗洛伊德本人的这些根深蒂固的单纯性格，和他们所处的贫寒家境确实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时时刻刻身受着来自社会方面的各种压力和侮辱，而他们又祖祖辈辈过半流浪的生活，所以他们的社会关系极为简单，而且很自然地厌恶“上流社会”的那套虚伪的形式主义的种种习俗。弗洛伊德的父亲没有念过中学，他所认识的世界除了他本人所直接看到的和他周围的少得可怜的亲友所告诉他的那一部分知识以外，再也没有别的。

但是，弗洛伊德的父亲和他本人所生活的世界和社会，并不是象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单纯。在弗洛伊德出生前后，在雅可布·弗洛伊德由加里西亚迁往摩拉维亚前后，在欧洲各地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具有着扭转欧洲历史方向的深刻意义。弗洛伊德的父亲虽然没能认识到所有这些历史事件的内在意义，但这些事件对弗洛伊德的一生却产生了深远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弗洛伊德家族是犹太人。因此，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犹太人的特殊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犹太人所受到的特殊的社会待遇，始终都影响着弗洛伊德的生活和科学研究。但另一方面，和其他定居于欧洲的犹太人一样，弗洛伊德家族也受到了他们所接触到的周围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尤其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

弗洛伊德家族已有三个世纪的时间生活于日耳曼民族所群居的社会中。所以，日耳曼民族自十五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历史变迁及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变革，都给予弗洛伊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当弗洛伊德于十九世纪中叶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小城市的时候，德国和奥地利这两大日耳曼国家已经历了自十五、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深刻变化。在弗洛伊德身上，与其说体现了单纯的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如说集中了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在多年的文化交流中所积累的那些复杂的历史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可布·弗洛伊德决心从加里西亚迁往摩拉维亚时，整个欧洲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发生在一八四八年前后的欧洲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同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的东征、摧毁和削弱，包括普鲁士、俄国在内的腐朽的封建势力和天主教教会势力有密切关系。一向受天主教会和普鲁士腐朽势力迫害的犹太人，包括弗洛伊德家族在内，都对自拿破仑东征以来，在整个欧洲大陆所发生的社会变革产生了由衷的和本能的兴奋心情。

据保罗·罗森说，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和拿破仑，是弗洛伊德从小就敬仰着的两位英雄。因为正是历史上的这两位英雄，率领着强大的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歧视和压迫犹太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从而实现了弗洛伊德的复仇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