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已矣，生者何堪。纵然谁都明白，在世为人，生死无常。

这是一本为生者写的书。骤然失去亲人或挚爱，已是椎少之痛，但自杀者亲属的感受更加复杂、罪恶感更加深重、遗憾更是刻苦铭心，有些人花了一辈子时间把自己的难言之苦压抑在看不见阳光的深处，有些家族刻意埋藏对自杀者的所有记忆，有些人则追随着自杀者的脚步，一阶一阶踏入没有光的所在。

自杀问题已经受到社会或当局相当的关切（但是，未必是正确的关切），然而自杀者亲人的创伤却罕被过问。我们总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

以我的亲身经验与切身观察，时间却未必会冲淡一切：没有被正面面对的负面情绪，常会自行寻找出路，以其他的方式浮现枱面。即使愿意以理性的态度面对，也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从惊吓、自责、愤怒、失落、失眠、忧郁与身心失调中渐渐回复。

可以这么说：生命中的一扇窗关闭时，总有另一扇门打开——但中间的走廊，真是他妈的长得受不了。

我，自认为生命力强韧的人，花了足足六年的时间，才有足够的力量走出来。六年来，我一直在尝试解放自己的负面情绪。

在小弟去世六年后的某一个晚上，我一如往常地坐在计算机面前写作，感觉到有一种能量疾疾推开内心中那一扇沈重的大门，那一扇平日难以开启的门，变得像羽毛般轻柔，有一种声音急于倾吐，在多年的结结巴巴之后。

我想，该是痊愈的时候了，不但我必须为自己的伤口贴上最后一帖药，也该有一些药方帮助那些还在流血的心。

我把我的心路历程写成了《昨日历历，晴天悠悠》，出版不久，我收到许多忧郁症患者传来的心声、想不开的失恋者恍然大悟的感谢，以及受害家属心情激荡的故事——一大部分语带感谢，表示他们可以稍稍对苦痛释怀：然而，负作用力仍然强大，来自我母亲的家族。

追溯家族史，我的小弟并非三代中第一个自杀的人。我的外祖母也是自杀身亡的……。

精神医学专家们在探讨自杀时，已发现忧郁症是最大教唆者，而家族遗传机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在《难以承受的告别》这本书中也指出，遗族自杀的机率比一般人高百分之八十到三百。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自杀者家庭，往后那几代至少又有一个人自杀……。

我的父亲首先接到了某一位舅舅满口三字经的辱骂电话，他似乎是藉着惯常的酗酒装疯发泄不满。我的父亲向来支持我，他对于不可理喻的姻亲发了火，警告他不要再打来，挂掉电话（我从小知道，这位亲戚不是坏人，却是一个精神性格不太稳定、很难有固定工作、常常让自己的兄弟姊妹收烂摊子的人）。过不了多久，许多报社都收到一封电子信，上头指责我在书中所说有关外祖母自杀的事实是“满口胡言”，是“为了成名，不择手段”，还诬赖我诋毁自己的母亲，并声称他讨伐我是我母亲、所有舅舅都知道的事情。（后来几位舅舅和母亲都极力否认知情。）

他识字不多，电子信函是另一位舅舅的儿子帮忙发的，这位表弟与我多年来只有数面之缘，彼此并不了解。我想，原生家庭状况不稳定的他，也许只想隔岸观火。

他必然不知道，这位舅舅打从我念大学时就曾来向我借钱，我没有同意。

我不是个擅长说谎的人。我和母亲之间的感情从来未曾情同姊妹，确是事实。我不是个听话的小孩：永远有自己的主张，成长过程中四面楚歌的情况常常发生。至今，也还是“顺”得不多。但“孝”心未曾缺席，只要她快乐，我无不支持。我生平最恨诬赖，“凡是我没做的，千万别栽赃在我头上”是我始终没改的牛脾气，因而在第一位记者提出采访要求时，我立刻出面了。

记者已经去拜访了那位舅舅。他最主要的愤怒来自于我在书中指出外祖母是自杀的事实（当然，在我记忆中，我没有见过她的面，她自杀的事实是我小时候到外公家时偷听来的），他认为母亲自杀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大家隐藏得这么好，外人都不知道，我忽然在书中提起，使“家族蒙羞”。

“你说她讲的不是事实，那事实是什么呢?”记者这么问。

“这……是一个祕密。”

“可是你如果不把祕密说出来，就没办法证明她说的不是事实。”

最后，他还是说，那是个不能说的祕密。记者问不出所以然来，她无奈地告诉我：我最大的罪状，就是把祕密公诸于世，让我的上一代在记忆中再痛苦一次。缄默已久的悲伤变成上一代沈重的担子。

他至今还认为母亲自杀是自己的耻辱。这不能怪他，人们对于自杀者遗族的态度常常充满谴责，那种不经意的严苛质问也曾使我痛苦难当。

六年，我已克服这样的负面情绪：他还在其中旋转，三十多年过了，窗子关了，门却还没找到，他还在恐惧、羞耻、焦虑和愤怒中，任谁也没办法碰触这个地雷。

我听到有关外祖母自杀的街坊耳语，大意是：她玩四色牌输了一百元，外祖父骂她，她将农药一饮而尽。

听说这位舅舅找麻烦之后，我的几位表哥则来电，愿意和我一起开记者会，他们说，真相是：她因赌博输了五万元，被外祖父骂，由一位从小送出去当童养媳的女儿拿出钱来为她还债，但这笔钱却给一个儿子花掉了。她默默地选择了自杀。

我很感谢表哥们的支援，但也说明：不必小题大作，我的家族只是满山芒草花中的一株、台湾岛上百万个平凡家族之一，何必陪着媒体喧闹呢?我只是想藉着现身说法，多让几个人看见他们可以打开的门。表哥们也是受害者——他们多半事业有成，却因母亲和舅舅们的金钱纠葛而为上一代负债。上一代在母亲去世后紧密结合成一个“对抗外侮”的家族，很重视彼此之间的照应关系，然而精神上的共生常变成经济上的寄生，过度的依赖与牵扯却使下一代负担了不该负的责任。

真相并不是最重要的，真相也可能只是表相。

自杀就是自杀，没有凶手害死他。自杀者花一辈子追索原因或凶手，只是让自己困在没有路的迷宫里。《难以承受的告别》一书说得很清楚：自杀者显然并未看重亲友到某个地步、认为值得为他们继续活下去。

逝者已矣，我们不必成为终极受害者。

不必成为终极受害者，但自杀者遗族也没法像“一般人”一样马上得出正面意义。我记得当初我在找回小弟分散各处的摄影作品时，最后一位把他的幻灯片还我的某个台大保育社学妹，写了一封信给我：她说她和小弟见过面，我的小弟没有那么忧郁，她还记得某年夏天去参加暑期活动，小弟在当辅导员，眼神明亮，一直在笑。她说我得了解小弟的自杀是灵魂的自由展翅飞翔，他仍留给她美好的印象，使他们一群朋友更感觉友谊可贵，更紧密相连，她不喜欢我悲伤沈郁的描述，希望我心胸更开阔……。

看样子，她觉得我应该阐扬小弟自杀的美学理念。

她可能以为自己很豁达。然而，她说的话，是将自杀美化，对自杀者遗族却是十足风凉话，完全不知路有冻死骨。

我简单地回了信给她，谢谢她物归原主，却也义正辞严地告诉她：对于深爱自杀者的人：我的家人、他的女友，他的离去是我们巨大的伤痛，我没有办法像妳一样轻描淡写地归纳出正面意义来。小弟的去世，是一个既成事实，也仍是我终生的遗憾，也许我不得不从黑暗中摸索亮光，但它绝非只是一个肤浅的正面启示。

伤痛的深浅在于：我们非常非常爱他。他不只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也不是一个只有数面之缘的朋友。

但愿所有的安慰者，不要轻忽遗族受伤的心，和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

走廊真的很长，就像这本书中所说，我走过从大吃一惊、否认事实、追索原因、“如果早知道……”、自责、怨天尤人、愤怒……各种阶段。

身为自杀者的亲友，我知道，每一个在遭遇如此苦痛的人，都需要一个指南针。不只是自杀，在亲友不声不响地意外过世时，人们也都像浑沌之水中瞎了眼的泥鳅，只能无助地钻动。

是的，悲伤未曾说出，就是最沈重的担子。

选择面对问题，总能找到那扇门。伤痕也许会留下永远的疤，但不必继续流脓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