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多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敏锐地捕捉到，“大众”出现在了历史的地平线上，欧美将进入大众所主导的时刻。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同样是法国人的勒庞发现，大众的理性能力非常值得怀疑，可能就是一个笑话。又过了半个世纪，在1930年代，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发现了“大众灾难”的秘密——纳粹德国不过是大众集体非理性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大众”这一概念，隐含着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我们说到以宏大叙事、激昂理想为特征的“大时代”和以个体、群体的小情趣、小偏好为特征的“小时代”，恰恰和“大众”、“现代社会”这两个概念息息相关——它们都是公共领域裂变的结果。

从英国工业革命时算起，包括以上的时间片段，无疑都是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命题宏大、高远，其间，伴随着残酷的战争。在时代议题中，小人和小群体的趣味偏好无容身之地。这一“大时代”，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在欧美的社会空间大量出现，才因“小时代”的登堂入室而失去光芒。

听起来，说的好像是中国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一直到今天的另一个故事版本。只不过，中国的“大时代”和“小时代”的故事，因为和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时空并不同步，更兼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不匹配，多了几分复杂，多了一些苦涩的滋味。

我们确实是一个复杂而特殊的国家。

“大时代”的主角

具有“时代”特征的一切总是超越于私人范畴。没有公共领域，就没有大众，也就没有什么“大时代”、“小时代”可言。公共领域是大众所关注的命题，他们所关心的符号、人物的栖居地，是他们在精神上谋生和在心理上寄生的母体。

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在今天中国的公共领域中的两个不同画面，尤其是在微博上。

一个画面是谈各种宏观、中观的公共议题的，涉及到中国的未来，改革，制度设计，文化理想等宏大的东西，也涉及到养老、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社会公正、反腐等不那么宏大但也不小的东西。无论是否“大V”，一个设置这些公共议题的人，所获得网民关注从比例上来说相当之少，有的转发和评论甚至没有几个。

可以说，这些公共话题并非与大众无关。但正如加塞特等人所揭露的大众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是什么的特点，它们的命运是被忽略。

另一个画面，是李开复发了一句励志的心灵鸡汤，杨幂在微博上发了一句“生日快乐”，王菲和李亚鹏离婚……转发和评论，动辄可以达到几万、十几万。尤其是王菲离婚，她发的微博，一个半小时被转29万多次。原本属于极为私人领域的事情，变成了远比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社会公正等更让大众关心的公共事件。

这可能会让具有政治、社会、文化关怀的人绝望。放眼看去，并没有多少人去关心国家的未来，政治制度设计，以及所有人的权利。一个公民的苦难，也难以引发大众的兴趣。与之相反，明星的一句废话，立马引来无数人的关注和评论。可是，明星从未关注、关怀过这些人的权利，这些人的幸福，当他们遭遇到权利被侵害，以及生活的困境时，能够站出来帮助他们的，也从来不是明星。在明星眼中，他们只是一堆获取名利的材料。一个人可以“贱”到这种地步，让人情何以堪？

这两个画面共存于公共领域中，平时少有交集和冲突。即使有交集和冲突，也看不出关注明星的那些“脑残粉”从个人和群体的偏好、趣味中抽身而退。这正是“大时代”和“小时代”，共存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所处的公共领域的尴尬处境。在充满了苦难，充满了未完成的政治社会文化理想的当下，逃避这一切的“小时代”和大众趣味，无声地消解、腐蚀着“大时代”的对于一个社会的功能，而后者无能为力。

假定大众具有少数精英人物的理性，以及具有责任感、道德感是不切实际的。在人类历史上，永远曲高和寡，超越于个人或群体趣味偏好的东西总难以让大众激动。但问题不在这里。

真正的问题是，在今天，“大时代”的一切，和每一个人在利益和心理上都息息相关，大众的不感兴趣，说明了还有别的社会和心理机制在起作用，导致对大众的俘获。同时，大众也并非就不是“大时代”的主角，至少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中国从1911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只能确定，大众构成了“小时代”的主体，这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在公共领域裂变的结果。

“小时代”的发生逻辑

按照勒庞、弗洛伊德、加塞特、霍弗等人的说法，大众其实是一种“政治炮灰”。他们身上燃烧着的那些非理性的激情，极容易成为玩宏大叙事、政治修辞的领袖人物改变政治结构的能量。毫无疑问，这样的大众，在他们眼中个人趣味、偏好渺小得不值一提。

一个“大时代”，无人可以抗拒。因为不跟随、参与、介入，个人将找不到意义，将有被抛弃感。在“大时代”可以找到的自我面前，“小时代”的那种渺小的自我几乎不堪一击。比如，20世纪30年代，在革命面前，一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富家子弟，一些学生，就会感到个人的那些小情调是多么可笑。革命所对应的“大时代”，使他们没有任何犹豫地迅速埋掉他们过去的自我。

但这得有个前提，就是公共领域基本上被政治、社会和文化理想所覆盖，而且，技术、市场、媒介所构成的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还没有能够制造出明星这一偶像崇拜的现代产品、商业化的消费娱乐，以及个人、小群体趣味偏好的自我表达机制。

大众其实从来没有变，几百年来都是那些人，他们所追逐的东西在他们心理上的功能也从来没有变，无论它是国家、民族、钱，还是明星，都是精神谋生或心理寄生的对象。但公共领域的构成机制变了，大众在精神上寄生、心理上谋生的对象变了，时代特征也随之变化。

就今天中国“小时代”的发生逻辑来说，正是如此。它完全就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技术、市场、媒介、物质的产物。和西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理想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从而有了基础在现代性的律令下世俗化、消费娱乐化、个人群体自组织地趣味化并不一样。中国的“小时代”，是靠逃避未完成的宏大命题，漠视政治社会文化的困境来做到的。

“大时代”并不只是政治化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仍然是“大时代”。政治、社会、文化的理想，在似乎压抑解除的时刻得到集中释放。人们被这些理想所召唤而融入其中。那个时代，市场、技术、媒介、物质丰富已经介入生活，并且构筑了公共领域的一些空间，但大众所感受到的，仍然是对应着理想的大写的个体。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时代”终于开始退场，尽管那些政治、社会、文化理想并未实现，因此仍然是宏大命题。但物质主义、技术、市场、媒介对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它们所构筑的公共领域，以及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已经可以让人们有条件，在漠视社会问题的时候好好地玩一下了。到今天，无论是当一个“狗粉”，成为明星的“脑残粉”，看韩剧，还是一帮人玩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全仰赖于技术、物质、市场和媒介的支撑。有了点钱，有了偶像，有了商品道具，“小时代”的大众才有玩的。而玩这些，对于大多数人的心理结构来说，无疑比关心国家大事更快活。

精神旨趣的冲突

大众成为“小时代”的主角，很难说，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就对应于马尔库塞写《单向度的人》时，美国在20世纪50、60年代时的那种发展阶段，那个时候的美国，已经是一个中产阶层社会，属于发达的工业社会了。但现在我们还是一个倒T型社会。

我们只能说，“小时代”的登台，对应的，是一个已经被物质主义所支配、而且技术—媒介发达的社会经济结构。这样的一个社会经济结构，使得个人、群体的趣味、偏好有了自由表达的条件，而且已经具有了可以让人们逃避政治参与和文化想象的功能。它既不是宏大理想一定程度已经实现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可以实现整个社会变革的前奏。

因为它不过是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在时空上和西方不同步，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不匹配的结果。一帮人在那儿忧国忧民，并不妨碍另一帮人有条件在另一边陶醉在自己的小情调中。后者远非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对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力量，它只能推动经济结构朝向于更加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的变化，以及文化工业创造出更加精巧的形式，大致如此。

由于激进的现代化逻辑，到现在为止，中国在经济结构上，远比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走在前面。从经济总量上看，它已经可以支撑一个民主社会的运作了。但仅仅就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看，政治结构的变革是迟滞的。社会结构也是如此，它的畸形，以及结构紧张，注定让大众在“小时代”中的玩法缺失安全感。文化结构也比较可怜。它多元，但又支离破碎，难以支撑人们的精神关怀和认同，还没有修复的儒家文化，以及别的东西，都缺失这个功能。

所以，无论是作为“大时代”，还是“小时代”的主角，大众都共有同一种东西：焦虑。区别只是：投身“大时代”，他不会感到自我的渺小；而心理上寄生于“小时代”，恰恰只是对渺小自我的逃避。

但不可能逃避成功。因此，“小时代”的主角们，和“大时代”的主角们一样，需要攀附在某种理论、思想观念之上，以此在头脑上或心理上向自己，以及别人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合理的。在逻辑上，这些理论或思想观念能否通过检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存在。这和西方那些钻在“小时代”里的人又不一样——他们这样做，理论依据正是渗透在非常成熟的制度中的那些理念，比如自由。

“大时代”中的中国人，无论坚信哪一种理论和思想观念，显然排斥孤立、冷漠、相对。但就“小时代”的大众，其背后关于唯我主义、相对主义、享乐主义的预设而言，在精神旨趣上，恰恰和“大时代”所要求的精神旨趣构成冲突。在“大时代”的预设中，改变一个社会要大家一起来干，而一帮不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对此，“小时代”的大众回应：这是我的自由。

唯一的问题只在于：当“大时代”中的自由很脆弱时，“小时代”中的自由，是很牢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