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上海又举办了一届相亲大会，相亲现场可谓气势磅礡。不过现场女多男少，据媒体和婚介公司介绍，参加博览会的女生都比较优秀，尤其是二十八、九岁以上的，教育背景良好，职业稳定体面，很多是在大型企业机构担任业务骨干。反观一些男生，却资质平平、乏善可陈。或许是适龄的优秀男性已经有所归属，不必参与此类活动。

类似的相亲大会，如今遍及北京、西安、杭州、广州等地，可见婚嫁之难已是个全国性问题。那些到适婚年龄、却仍孑然一身的知性女性，固然令人恻然，但我内心深处，对她们更有几许欣慰和钦佩。这些优秀女性的尚无归属，是源自内心的坚持——她们希望能找到从事业成就、素养品行等各方面为她们所认同、欣赏和遵从的理想伴侣。

女人眼光高，男人娶无某！

如今，社会发展迅速，男女的竞争力形成相对的落差，优秀女性平时工作繁忙，社交时间少；而优秀男性却往往能较早确定婚恋关系。因此，优秀女性便成了婚姻场中不易企及的高地。在中国，过了适婚年龄的高收入单身女性，被称为“剩女”。但事实上，无论在台湾或大陆，都有更多讨不到老婆的“剩男”，导致经济与社会的诸多隐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研究发现，以中国为例，在1990年女男比例大约是94：100（正常值应为100：102） ，这表示每一百个男性就有八个女性是因歧视而消失的！沈恩将她们称作“失踪女性”。以当时五亿五千万男性计算，中国的失踪女性就达到四千四百万之多。如果将印度、巴基斯坦等歧视状况一样严重的国家算入，90年代初期，全球失踪女性总数很轻易就超过一亿！

随着时代的进步，不论在医疗或教育上，女性所受到待遇都有相当程度的改善。失踪女性的问题照理要大幅改善才对。但吊诡的是，据德国克雷森教授估计，即使到了21世纪初，这些国家失踪女性总数却还是高达一亿！

政策与性别鉴定技术的出现是抵销了女性死亡率下降所带来改善的两个主要原因。1979年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胎化政策。虽然本意是为了控制人口成长，但包括超音波、羊膜穿刺等包生男的性别筛检技术刚好在当时发展成熟，生育行为有了重大变化。有学者研究中国海关统计资料就发现，光是1989年进口的超音波机器，就足够让全中国每个县都分配到一台！在印度当时妇产科门外招牌就写着：“现在五百卢比（筛检费用），省得日后五万卢比（女儿嫁妆）。”

“剩男”是社会危害？

1980年，中国新生儿男女比例仍处于105~106的正常区间。但到了90年，比例增加到112，而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更显示，当年新生儿性比例不但达到117的历史新高，第三胎男女比例更高达160。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研究算出：二十岁以下人口中，男比女多出三千两百万人，约等于加拿大的总人口，是台湾总人口的一倍半！

“剩男”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为何？有些研究发现，出生在相对数目较少时期的女性，她们的老公教育程度较高、较有钱、也愿意分担较多家事。台湾早期所谓外省男人“较疼某”的现象，其实也是同样的原因。

然而，除此之外，剩男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负面的：首先，这个现象会扭曲社会的储蓄与消费行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就发现，中国许多家户（特别是农村）采取减低消费与提高储蓄的方式，来因应节节上升的聘金数目。这显然​​会让政府总体经济刺激政策（如家电下乡）的乘数效果大打折扣。

而更严重的是，在婚姻市场上竞争落败的“剩男”，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清代台湾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之说，基本上就跟“罗汉脚”太多，脱不了关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德兰等人研究也发现，中国“剩男”愈严重的地方，犯罪率愈高。

延展阅读：台湾也有剩男

台湾自1990年至今，总人口的男女性比例从107一路下降到2008年的102，表示几乎已无剩男。不过若从新生儿性比例来看，仍然有隐忧：1980年代初期，台湾的新生儿性比例停留在与正常值相去不远的106左右。但到了2008年，此一比例到达了110左右，其中第三胎比例可能更高达120：100。这表示从2010年开始，连续二十年，至少都会有约有8％左右的适婚年龄男子无法找到伴侣。

台湾社会该怎样因应性比例失衡所带来的冲击？就消极防治来说，教育单位要将较多的辅导资源放在偏差行为高危险群的男生（如中辍生）身上，而治安单位也得特别针对年轻男性的冲动型犯罪如帮派、斗殴、飙车等，发展出防治策略。

若要积极防范未然，则必须从如何增进新移民的就业、教育、社会适应等公民经济与政治权利，以及设计更有效率的婚姻移民面谈机制等面向下手，降低移民成本来解决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问题。

读者或许会发现，我怎么没提到政府应如何作政令宣导以去除重男轻女的陋习？从芝加哥学派的角度来看，市场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父母发现，和二十年前与自己女儿条件相仿的女孩比起来，现在不但想追她的人更多、条件更好、结婚后在家中更有议价能力、而且女婿也愿意花更多时间在自己身上时：谁能抗拒生女儿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