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毫不奇怪，弗洛姆认为想要将人从异化的灾难深渊中拯救出来，除非进行一场深刻的“本能革命”，并且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结构进行全方位的重构。这就使他的思想、批判痛快淋漓入木三分时，所提出的关于“健全的社会”的构想沦为一种乌托邦，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除非将国家消灭，然而这却是根本不可能并且至少在现阶段也是不应该的。弗洛姆以他的精神分析，以他彻底的批判而跨入思想大师的行列，但与马尔库塞一样，他们的思想只能影响人、震憾人，只能告诉人们还有另一种思维方式可以来观察世界，还有另一种属于人的有尊严的生活正存在于既存生活方式之外。他们不是进行一种“武器的批判”而只是将自己的理论当作一种“批判的武器”。

五

1974年1月5日，弗洛姆在南德意志广播电台接受了记者舒尔茨的采访。在两个小时的对谈中，他谈了很多事情，谈到了他的身世，他的经历，谈到了耶酥、马克思、巴赫芬、佛陀、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名字以及他们对他的影响。据舒尔茨回忆：当他们的对谈正在进行时，一位在斯图加特演出莱辛的名剧《智者丹纳》的女演员在从剧院里回家打开收音机时，听到了这次谈话。尽管已经很晚了，她还是把舒尔茨立即叫了过去同她共享她的感受。她对他说：“我刚离开一个丹纳，不想又遇到了另一个丹纳”。弗洛姆所洞察的正是人们所忽略的，他所批判的正是日夜折磨人们的，而他的孤独的呐喊，给了人们太多的启示。他的思想魅力体现在他的语言的运用之中。正如舒尔茨所说的：“弗洛姆不是魔法师也不是学究。他让心独自与大脑讲话的才能是走向智慧的一种有用的特质。”在这里弗洛姆的讲话仍然言犹在耳：“我们的整个社会……孕育着暴政。在这个结构中，人越来越被缩为一个符号，一个齿轮牙，一个官僚主义剧本中的小角色。他无决定可做，无责任可负。一般来讲，他只是做官僚主义政治机器为他安排好的事。他越来越不去思考，不去感觉，不去设计自己的生活。他考虑的仅仅是他利已主义的产物……”这就是异化的现代人的命运，这就是“孤立无援的现代人”。

几十年过去了，这样的图景早已出现在了这个人与自然的分裂并不是很彻底的中国，那一个个在异化中扭曲的身影，就是在权力、市场的压榨下苦苦挣扎的我们。而弗洛姆的知音，仍难以寻觅；精神分析之光照射下被神经病折磨的人的惨叫声，袅袅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