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心理治疗效果的研究中，怎样合理地对待安慰剂效应控制组，往往令人颇费周折。但是，这些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理解研究者为什么要将药物治疗的真实效果与安慰剂效应及自然康复区分开却很重要。高登•保罗 （Paul，1966，1967）关于治疗效果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例子，告诉我们这类研究结果揭示了什么。保罗调查了几组学生，他们“在公开场合说话时会产生不适和焦虑”。

实验组接受了针对语言紧张问题的脱敏疗法，85% 的被试表现出显著的改善。安慰剂组拿到了一些药片，他们被告知这些药片是有效的镇定剂，但实际只是一个碳酸氢钠胶囊。在该组中，有50% 的人表现出明显的好转。第三组根本没有接受任何的治疗，仍然有22% 的人表现出明显的好转。这样看来，对于这一特定问题来说，自然康复比例为22%，另外28% 表现出的改善产生于安慰剂效应 （50% 减去 22 %），脱敏疗法所具有的真实疗效则高于安慰剂和自然康复加起来的效果（85% > 50%）。

和保罗的研究类似，其他研究也显示，心理疗法确实优于只用安慰剂所产生的效果 （Hollon et al.，2002 ；Lipsey & Wilson，1993 ；Nathan & Gorman，1998 ；Shadish & Baldwin，2005）。但是， 使用了安慰剂控制组的实验也表明，仅报告有多大比例的人感觉自己有所好转，会严重高估治疗的实际效果。问题就在于，得到见证叙述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 （Thomas Gilovich，1991）指出：“人类拥有如此容易自愈的身体，即使医生不做任何事情，很多寻求医学帮助的人也将体验到积极的疗效。如此一来，当自然康复的比率很高的时候，即使是毫无价值的治疗手段也能显得有效” （p. 128）。简言之，无论干预的效果如何，只要运用治疗干预，潜在的安慰剂效应就会显现。问题在于，安慰剂效应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无论某个人使用的疗法多么荒唐，只要是被应用于一大群人的话，总有一些人会乐于为它的效果做出见证 （清晨头部击打疗法，每天使用让你神清气爽！给我寄10.95 美元，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特制的、经过医学测试的橡胶锤）。

但我们确实不应该拿这种严肃的事情开玩笑。轻信见证叙述和个案研究的证据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曾为抽动性秽语症做出科学界定——将之定义为器质性紊乱——的研究小组 （Shapiro et al.，1978 ；见第2 章）指出，人们对于个案研究证据的错误依赖，使得关于该病的、不可被证伪的精神分析理论长期盘踞不去，阻碍了对于该病病理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英国科学期刊《自然》 （Nature）的华盛顿记者史蒂芬•巴蒂安斯基 （Budiansky，1984）在总结医学领域中的这种现象时说了如下一段话，强调了很多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过的一些科学的观点：

科学回避个人化的东西。虽然这种倾向常常被归结为科学家所应具备的冷静，但事实上，它确实是20 世纪人类智慧的伟大战利品之一。科学家们深知，要探寻自然界的原因和结果，就必须排除个人的感觉及经验。健康科学曾经有过一个粗糙的阶段，人们生病有许多原因，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无论接受何种“治疗”之后，都会有所好转。各类庸医庸术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凭借的就是那些对疗效满意的患者的见证叙述，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人们要跳出个人经验的束缚有多么困难。 （p. 7）

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一篇社论，论述了在医学科学的从业者眼中个案研究和见证叙述的地位。“例如，如果这本杂志收到一篇论文，说一个患胰腺癌的病人在服用了大黄根 （rhubarb）后康复了……我们可能会发表一篇个案报告，但是，我们发表它并不是宣告它为一种新的疗法，而仅仅是推荐它作为一个值得用正规的临床实验进行验证的假设。与之相反，关于各类偏方秘方的轶闻 （通常发表在通俗书籍和杂志上）则没有做出这样的声明，并且这些轶闻本身也不足以作为支持那些疗效的文献。” （Angell &Kassirer，1998，pp. 839–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