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下面这个例子的荒谬之处吧。一个朋友开车20 公里载你去机场，因为你要乘飞机作一次750 公里的旅行。分别的时候，你的朋友很可能会说，“一路平安”，这个临别赠言其实是具有悲伤的讽刺意味的，因为你的朋友在回家的20 公里路上死于车祸的风险，要比你飞行750公里的风险高出3 倍 （National Safety Council，1990）。这就是鲜活性问题，它解释了A 对B 的安全祝福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因为恰恰是A 正处在更大的风险之中 （Sivak & Flannagan，2003）。

科尔 （Cole，1998）报道了这样一个民意测验，在环球航空公司 （TWA）空难事故后，如果飞机能够提高安全系数的话，很多人都愿意为自己的往返机票多付50 美元。同样是这些人，却拒绝为机动车中的安全功能支付50 美元，即使那样会提供更加安全的保障。同样地，很少的人能够意识到，当他们驾车10 公里去买一张彩票的时候，他们在车祸中丧命的几率要比他们获得头奖的几率高16 倍 （Orkin，2000）!

这些例子并非只是假设，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乘飞机出行的人数锐减，因为人们害怕飞行。当然，人们还要继续外出旅游，而不只是待在家里。他们只是改为其他方式出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驾车。但是，自驾游比飞行要危险得多，从统计学上讲，注定有更多人因转成自驾游而死亡。事实上，研究者估计，在2001 年的最后一个月，有超过300 人由于乘坐汽车而非飞机旅行导致死亡 （Gigerenzer，2004）。有一个研究团队能够以一种鲜活的统计来传达出驾驶机动车有多么危险。西瓦克和福兰纳根 （Sivak & Flanagan，2003）计算出，如果驾车和乘坐飞机的危险系数是一样的话，那么“9•11”这个级别的事故将会每个月都发生一次！

在媒体的帮衬下，鲜活性误导个人判断的情况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广泛存在。一项研究 （MacDonald，1990 ；Cole，1998 ；Radford，2005）调查了父母最担心他们的孩子遭遇哪种风险。结果显示，父母最担心的是孩子遭绑架，而这一事件发生的概率是1/700 000。相形之下，父母则不太担心孩子在车祸中身亡的危险，然而这种可能性比遭绑架要高出100 倍。显然，对绑架的担心大部分是媒体渲染的结果。这项研究结果说明，由于鲜活性效应对知觉的扭曲，“美国父母所担心的竟是一些不大可能发生的事” （MacDonald，1990）。一个研究人员哀叹道：将担心聚焦在“当下流行”的事件上，势必会误导父母的注意力，导致他们“忽视了他们本来能够施加更多影响的方面，例如学业成绩、看电视的坏习惯、吸毒和驾车安全等” （MacDonald，1990）。

作家彼得•鲍耶尔 （Boyer，1999）描述了支持持枪自由的议员们如何以同样的方式培养美国人对危险的错误知觉，他们试图将公众的注意力放在“入侵者”破门而入的鲜活案例上。这里的潜台词是：拥有一杆自我保护的枪将会降低你的风险。鲍耶尔 （1999）指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当真实的统计展示了真正的问题在于“枪在好人手里”的时候，枪械制造工业却力图关注“枪在坏人手里”。在这个国家，罪犯并不是导致大多数枪击死亡案的原因。饮弹自尽的人数事实上要远多于被枪杀的人数。大多数死于枪支的人都是枪支走火和自杀——这就是为什么有研究指出，把枪支带回家实际上反而增加了家庭的风险 （Miller，Azrael，& Hemenway，2002 ；Samuels，2004）。

最后，我们对可能患上糖尿病的担心要小于对因感染葡萄球菌而住院的担心，即使前者波及450 万美国人，而后者每年只有1500 人而已 （Fountain，2006）。这是因为，就个人而言，我们能够对前者做出一些对策 （改变饮食或者锻炼），而对后者却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