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9月7日国际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在慕尼黑召开。会前人们期望：“不要出现公开的分裂。”但勃勃雄心的荣格已不再相信弗洛伊德也不再接受弗洛伊德的权威了。在这次大会上，荣格及他的追随者以好战者的姿态进行活动。相比而言，弗洛伊德显得无力捍卫自己。结果荣格继续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会后，弗洛伊德开始做出反击。他的追随者们对荣格的一本新著发动一系列的攻击。弗洛伊德本人也写了驳斥荣格的论文。6月25日，论文发表后，弗洛伊德写信给阿伯拉罕：“炸弹现在发射了……我认为，我们得让受害者有两周或三周的时间重整旗鼓来发动反击。”

弗洛伊德的主动反击，迫使荣格从弗洛伊德学派中脱离出去。1913年10月，荣格辞去《年鉴》编辑职务；1914年4月，荣格辞去学会主席职务。弗洛伊德对此事所作的最后一次评论毫不留情：“我们终于同他们分道扬镳。”在后来谈到这次决裂时弗洛伊德说，荣格“的精力只全部倾注于发展他自己的兴趣和维护自己的私利上。”他不知道，他怎么会看中了荣格。7月25日他给阿伯拉罕的信中这样写道：“卑劣的、虚伪的荣格以及他的信徒终于从我们中间滚蛋了。”

由于这次最后决裂，双方在对方的蓄意中伤中都遭受了损失。弗洛伊德追随者散布说“荣格可能患了精神分裂症”，这些谣传广为流传，因而直接使荣格的临床实践受到影响，并使他失去了一些学生的信任。同弗洛伊德决裂以后，荣格“开始感到若有所失……这种感觉可以毫不夸大地被认为是……一种心境的茫然和困惑。”他承认自己仿佛被悬挂在半空中一样，失去了立足点。内心精神的冲突竟变得如此强烈，使荣格甚至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有条有理地讲一次课。80岁时，荣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同弗洛伊德决裂以后，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纷纷同我疏远。我的著作被指责为胡说八道而一文不值。我成了人们难以理解的神秘主义者，如此而已。”在整整三年时间内，荣格陷入“精神的低谷”而到了不能工作的地步。

决裂的原因

弗洛伊德与荣格，这两位精神分析巨擎决裂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引起很多研究者兴趣的话题。解答这个问题应该从多方面考虑。

首先，我们可看到两人在思想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焦点起先集中在对性的态度上：荣格对于性不像弗洛伊德那么强调。但如果把观察的视角放宽一些的话，我们还可意识到，事实上在对一切文化和精神现象的理解上，荣格最终都表现出与弗洛伊德本质上的不同。令荣格感到窒息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其狭隘视野的束缚中”，不但是弗洛伊德对性的偏狭理解，还包括使荣格不能忍受的因果论方法。“我更多想到的是他整个视野中那种还原论和因果论的倾向，以及他完全无视一切心理事件中如此的目的性指向的做法”。荣格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种阐释方法。荣格并不排斥因果观念，但他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科学方法，即目的论。目的论的方法应用于心理学中意味着：人们当前的行为是由未来而不是过去所决定的。为了正确理解一个人的行为，除了需要考虑过去的事件以外，也还需要考虑到未来的目标。荣格许多涉及精神发展的思想，就它们作为精神发展的目标（个性化、整合、个性形成等）而言，都是目的论的。一个发展着的人格正是趋向实现这些目标的。荣格感到有必要在心理学中同时采用这两种研究态度――因果论的研究方法和目的论的研究方法。荣格说：一方面，人的心灵为所有那些往事的残余和痕迹提供一幅画面；另一方面，在这同一幅画面中，就人的精神创造自己的未来而言，它也表达了那些行将到来的事物的轮廓。此外，荣格对因果论和化简论的不满，想必也包含着不满于弗洛伊德总是用因果简化的观点，把其一切不同意见通通看作是“对父亲的反抗”即一种隐藏着的“弑父动机”。在谈到私人关系破裂的原因时，荣格指责弗洛伊德从他做的每一件事上，看到的都是“对父亲的抵制和反抗”。因而，如果不跳出弗洛伊德狭隘的思想框架而走向“精神活动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指向”这一认识，荣格的反叛将不可避免地永远被钉在“俄底浦斯情结”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