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情绪对决策的影响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国内外关于情绪对决策影响的理论和研究，先后出现两种研究范式：基于情绪性质的研究范式和基于具体情绪的研究范式。前者认为情绪性质是影响决策的最主要的因素，后者则在很多研究中发现情绪性质并不足以解释情绪的影响，认为影响决策的是具体情绪的评价维度。本研究在具体情绪范式下，初步考察三种具体情绪愉快、悲伤和害怕对多属性决策和风险决策的不同影响。

本研究包括两个实验，均使用电影片段来激发相应的愉快、悲伤和害怕情绪。

实验一考察具体情绪对多属性决策的加工方式的影响，运用信息板技术模拟实际的工作选择决策，考察不同情绪状态下的被试在多属性决策的加工时间和加工深度的差异。结果基本证实了情绪对于多属性决策的加工方式的影响：积极情绪引发自动加工，而消极情绪引发控制加工。

实验二考察了具体情绪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在七个风险决策情境下，考察不同情绪状态对于风险决策的风险偏好的差异。结果表明情绪性质对于风险决策的影响不明显，相同性质的消极情绪害怕和悲伤的风险偏好有显著性差异，害怕表现风险回避，而悲伤表现为风险寻求。结果还表明确定性和自我控制评价维度并非是影响风险决策的主要维度。

本研究基本验证了在多属性决策这种相对复杂的任务中，先前在简单任务的研究中发现的情绪对于加工方式的影响也同样存在，充实了此类研究。同时作为具体情绪范式下的研究，为基于评价倾向框架理论讨论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提供了实验支持。

关键词：具体情绪，多属性决策，风险决策，情绪性质范式，具体情绪范式

引言

决策（decision making）是选择备择方案的行为，它渗透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认知活动。由于人类面对资源稀缺性的环境，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决策心理学就是研究决策的一个重要的学科之一，它主要研究心理活动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考察决策的心理机制，以及情绪、个性、动机、态度等心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

在研究范式上，决策心理学至今经历大致三个阶段：标准化范式（normative paradigm）的主导阶段、描述性范式（descriptive paradigm）的主导阶段和进化论范式（evolutionary paradigm）兴起的阶段。

决策心理学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数学上的重大突破，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提出了最大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它成为标准化研究范式的基石，认为决策者根据最大期望效用作出选择，效用等于价值与概率的乘积。最大期望效用理论以全面理性作为理论基础，并假设概率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尽管如此，该理论规定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遵循一系列的公理，比如占优性、传递性、独立性等，使得决策行为成为完全的客观测量对象，而缺乏主观上的内容。尽管Savage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主观最大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将主观概率代替客观概率。但是理论的本质没有变，在全面理性的基础上追求客观性，排除了心理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从而难以面对越来越多违反标准化决策理论的现象，如“偏好翻转”（preference reversal）、“阿莱斯驳论”(Allais paradox)、“埃尔斯伯格驳论”(Ellsberg paradox)等。

随着标准化范式难以突破理论上的困境，并受20世纪60、70年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新的研究范式——描述性范式开始兴起。Simon最早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而奠定了描述性范式的理论基础，他从人类认知能力与环境资源有限性论述了人类决策不可能达到全面理性，而只能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冲击了全面理性的标准化范式，动摇了标志着全面理性基础之上的“最优”原则，而代之以西蒙提出的“满意”原则，即人类根据自身欲望水平是否满足最为作为选择的标准，而人类的欲望水平基于认知、经验的有限性是无法达到全面理性的最大期望效用。在有限理性与满意原则基础上，相关描述性理论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对风险决策行的描述与分析，其中最出色的当属Kahneman与Tversky的前景理论（Kahneman, D. &Tversky, A., 1979）。他们发现了很多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偏差、启发式范式，比如著名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代表性启发式（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可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和调整与锚定启发式（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他们的研究是众多相关理论与研究的基础，并推动了决策心理学的研究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