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有媒体报出，深圳前海小学在学校设立情报专员，除学习外还要做地下潜伏工作，注意观察同学情绪与心理变化，定期向老师提供情报。校方称，此举是为了即使了解学生心里情况，以便及时解决。然而，这种以“情报搜集”为主的谍战式管理，会让学生之间失去彼此的信任，陷入不安全的恐惧，更会对学生身心造成戕害。

校园“谍战”是告密文化的现实演绎

熟悉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的人都知道，书中讲述的那种令人窒息和恐怖的社会状态，人民无时无刻不处于“铁幕”以及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而这一切又都处于“老大哥“（Big Brother）掌控之中。而像深圳前海小学这样，利用学生搜集的信息来对学生监控，用这种校园“谍战”的方式来表达的无非就是，“即使我不在，你们也要老实点，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了如指掌”。而这如同小说《1984》的情境：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老大哥在看着你。

据《武汉晨报》报道，武汉大学在2005年学年的期末考试中设立无人监考考场，尝试“诚信考试”。据报道称，武汉大学进行“诚信考试”时，“如果发现无人监考考场中有舞弊行为时，将立即停止该科目的考试，取消该班级所有同学的成绩，对全班同学实行连带责任。学校有关负责人称，“这种惩罚规则，将极大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班级观念”，学生之间也可相互监督与举报。这种诚信考试充满了暴力倾向，靠学生“打小报告”来控制“管理成本”，将学生置于时刻被“监管”的境地，这种“无人监考”的自律是出于恐惧而不是诚信，此“诚信”只可能将学生培养成告密者。

“搜集情报”式管理模式是中国教育特色

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利用学生管理学生的方式。在学校里设立“情报专员”，盯梢同学的做法更像是天方夜谭。在美国社会环境下，基本不提倡以“打小报告”的方式来“举报”他人。正如在电影《闻香识女人》（Scent of a Woman）中，家境贫困的高中生查理偶然看到几个同学将白灰倒在校长头上，然而，在校长的威逼下，查理并没有为保全自己的将来而出卖别人，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查理仍然表示“我不能说”。最后，学校师生联合纪律小组否决了校长的意见，决定查理不需要提供供词。

美国人对“告密文化”的鄙夷深植于生活与信仰之中，就像人们对犹大深恶痛绝一样。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以“忠于国家、对抗总统”闻名，而其“决不告密”的历史同样广为人知。1889年6月，年轻的麦克阿瑟步入西点军校。后来，受到高年级学员的体罚，被要求站在一些破碎的玻璃上做上下起蹲、摇臂飞舞的动作。事后，在接受法院调查时，麦克阿瑟讲出了自己受虐时的详情。但是，即使同样冒着被西点军校开除的危险，麦克阿瑟始终没有说出那几位学员的名字。

在中国，“线人”式管理近乎常态，从小学到大学，将学生变成管理与控制的工具

在美国，学生“不告密”得益于美国社会的文化认同与养成；而在中国，这种设立“线人”的方式管理学生则近乎常态，在学校师生对立的情况下，老师为了惩罚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就需要在班级设立“眼线”，搜集“情报”，以对违纪学生进行“精确打击”、“定点清除”。

近年来，也不断有这种新闻见诸报端。除了此次的深圳南山区前海小学外，《楚天都市报》曾在去年四月份报出，“武汉某初中二年级主任刘老师，在管理班级时，鼓励同学间相互监督、举报，被举报的同学要扣分，举报者加分”。其中有一个学生天天遭同学举报，最多时一天竟被举报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