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也成为苏联的社会管理方式

告密行为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在苏联成立初期也成为其进行社会管理的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一位妇孺皆知的少年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1932年时年仅12岁的他，不顾亲情地告发了父亲违抗农业集体化政策，伪造证明帮助抚弄逃离劳改营的行为。在不久被杀害后，他成为了官方塑造并大力宣扬的英雄，号召所有儿童学习帕夫利克，公开呼吁“帕夫利克应当成为苏联所有儿童的光辉榜样“，把告密视为光荣行为。

至1989年，东德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建立秘密档案，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除此之外，欧洲在中世纪的教会时代，告密者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这种告密传统在东德达到辉煌的高度。史塔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其在东德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此外，史塔克使用的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也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