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种“人盯人”的谍战情节更是渗透到中国的大学中来，成为学校规训、管理学生的一大“利器”。2008年12月，《武汉晚报》曾报道，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出台新班规，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自己的一言一行。这种班规无疑是将学生置于“权力在暗中运行”的“全景监狱”（法国哲学家福柯对人类社会控制方式的比喻，类似古罗马的金字塔式的监狱：不论管理者存在与否，罪犯潜意识里都感觉到被注视着，会自觉约束行为）之中，这种“培养告密者”计划，在充满温情的名义下，将大学变成“间谍”的培训基地以及“改造所”。

鼓励“告密”戕害学生身心

“告密”之所以在道德上难以被人接受，是因为它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告密者之所以遭人唾弃和孤立，是因为他们使周围的人感到了不安全。心理学家发现，不确定性会使人产生恐惧和焦虑。如果班级里总有人“打小报告”，班级气氛一定是紧张不安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也一定疏远的、戒备的。而对人的不信任一旦植根在孩子的心灵深处，一生中他都很难坦诚地、轻松地面对他人。

一个被告密行为侵害过的群体，要重建成员间的信任是相当困难的。"告密"行为背后，会给学生留下沉重的心理阴影，造成对人的极端不信任，影响着人与他人的交往，影响着自我发展。正如在电影《丑八怪》中，刚刚从莫斯科转学来的女孩因为被同学怀疑向老师告密而遭到全班同学的孤立。其实，真正的“告密者”是个男孩，他生性怯懦，始终不敢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干的，甚至还和同学一起戏弄和侮辱这个女孩。女孩始终没有出卖他，却在极度的痛苦中，将自己剃成秃子，最后离开此地。

“告密者”会遭到暴力伤害

鼓励“告密”的行为不仅会对学生造成心理上的阴影，对人的极端不信任，也会让“告密者”陷入到一种“不安全”的境地中，甚至遭受来自“被告者”的暴力伤害。据《南国都市报》报道，2011年4月3日上午，云南禄劝某中学就读的小强做坏事受到老师的处罚，因班长小何向老师打“小报告”引发。于是，小强纠集同学将班长小何约到学校附近的一条巷道，将班长打成重伤。随便上网一搜，就会有大量关于“学生因告密被打伤甚至打死”的新闻显示出来。这说明，用“告密者游戏”进行班级管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人自危，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的戕害。

告密文化是集权体制的遗毒

告密行为自古有之，秦朝最先以法律的形式鼓励公开告密；明朝形成“内厂、东厂、西厂及锦衣卫”四重监视体系

其实，告密行为在中国古已有之，数千年来，告密之风不绝于史，其流毒广、牵连众、影响深，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告密文化。秦朝商鞅变法后以法令的形式公然鼓励告密，据《史记?列传?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随着专制与集权政体的确立和完善，告密文化自然也就越来越盛行，而由于专制体制下沟通双方的信息传递不对称，最高统治者就更加看重告密文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