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母亲的不称职”

在今天的庭审中，公诉人指出，被告人汪佳晶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鉴于汪佳晶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汪佳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而作为受害人的汪母则非常后悔，表示自己做母亲的“不称职”，没有及时带儿子治疗精神疾病。在今年日本地震时，儿子曾经告诉她“耳朵里有异响”，而早在2009年，她和丈夫也已经发现儿子的行为有些异常。“有一次他回国，我们3个人走得挺好，突然他大叫一声，我们都觉得很奇怪。”面对站在被告人席上的儿子，汪母再三强调，事发时儿子并没有逃离现场。“他看着我，我对他说‘你走呀，你走，妈妈不会怪你的’,可能他当时发病，不记得了。”当说到儿子原本明年就可以毕业时，汪母一时哽噎。

当法官询问汪佳晶“为什么会带两把刀”时，汪佳晶表示，其在日本留学并非一帆风顺，他在超市买了两把尖刀是为了“防身”。汪佳晶还表示，他在日本留学后期曾多次搬家，总觉得“住到哪里，就像人家跟着我、整我”。

法庭上的汪佳晶显得迟钝寡言，回答问题时往往三言两语不得要领，仅有一次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很后悔”。而在最后陈述阶段，汪佳晶居然匪夷所思地声称“没什么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汪佳晶的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为汪佳晶进行了无罪辩护。律师认为，根据检方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谈及汪佳晶“自知力无”，这证明事发当时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既然作案时属于发病期，主观意识已经丧失，汪佳晶应当不负法律责任。

对于辩护人的这一说法，公诉人认为，这是“断章取义”，鉴定书所说的“自知力无”是指汪佳晶在被鉴定机构问及在日本遭受的种种不如意时，“显得情感欠协调，主动意志活动病理性增强，记忆、智能尚可，自知力无。”

至于鉴定书对汪佳晶作案时的控制自我行为能力，公诉人认为鉴定书的分析已经非常明确，鉴定书的意见是，汪佳晶患有精神分裂症，本次伤害母亲行为源于因为要钱与母亲发生争执，而并非受幻听、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直接影响，但作案时处于发病期，细腻情感方面存在明显障碍，对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公诉人指出，“控制能力削弱”的意思就是指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即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法庭审理后，审判长宣布法院将择日作出宣判。

一个不能忘记的外国人

在审理这场令人心痛的“刺母案”中，有一个人虽然没有出现在现场，但是却让法庭中所有在场者都为之动容，他就是斯洛伐克籍人雷蒙。

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宣读了一份对雷蒙所作的询问笔录，笔录中记载，事发当天，雷蒙正走在浦东机场候机楼的步行道上，他准备前往2号航站楼乘坐汉莎航班前往德国。这时，他突然看见“一名男子用刀袭击一名女子，在女子逃跑的过程中，那名男子数次用刀朝女子的腹部刺去，后来，又朝女子的头部刺了两次，那名女子就倒在了地上，倒下后，那个男的又朝受伤女子的腹部刺了几下并企图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