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生不如死，那也要找一个好点的死法。跟那位在网上查找追女孩的技术的男孩一样，阿晶也在网上查找了自杀的方法。从数以百计的方法中，轻易就锁定了两种，而这两种之中选择哪一种，却让她有点犹豫。就在这个时候，校心理咨询中心的韦老师针对大学生作了一次心理健康方面的演讲，这次演讲至少是临时地中断了她的结束自己生命的计划，她心里想的是，心理咨询老师或许知道更好的死法。

韦老师年龄三十出头，已经在学校心理咨询领域工作了近十年，有很好的专业训练背景。大学的心理咨询老师不实行坐班制，所以她只有在有学生预约时才到中心上班。第一次跟阿晶谈话之后，韦老师判断这女孩处在严重的心理危机之中。于是和阿晶约定，每周见面谈一次，而且让阿晶保证，在整个咨询期间绝不做任何有意伤害自己的事情。阿晶答应了。

在后来的四次咨询中，阿晶谈到了她的童年经历。

阿晶的爸爸是一家工厂的技术员，妈妈是机关干部。两人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同班同学，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又在某边远县的同一个公社。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两人又考到了同一所大学，只是专业不同而已。阿晶说，她爸爸妈妈那样好的夫妻关系，即使在小说和电影里都看不到。阿晶不到一岁，就经常被送到外公外婆家寄养，每周被父母接回自己的家两、三次。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阿晶上小学。所以在七岁之前，阿晶对谁是自己的父母有一些混淆，她觉得外公外婆家才是自己的家，父母家是别人的家，有时候她还不太愿意跟父母回家。

上学以后，学习任务越来越重，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也越来越多。阿晶是一个能够很自觉地学习的孩子，根本不用父母督促，一个人坐在那里就可以把作业好好地做完。做完了作业，也就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所以家里在晚上日复一日重复的场景是，父母忙家务、看电视、交谈，女儿在做作业或者睡觉。阿晶回忆说，爸妈的关系真的很好，好得像是一个人，容不得任何人进入到他们之间，包括他们的女儿。看到他们那么亲密、默契的样子，我的感觉是，我就像是他们之间的第三者，这个家没有我一样地很完整，或者说会更加完整;对于他们，我像是空气一样的存在;对于我，他们也像是空气。夸张地说，我只要不杀人放火或者拆房子，他们就不会注意到我。

韦老师在听阿晶说话的时候注意到，阿晶把父母反复地称为“他们”，显得在“他们”和“她”自己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隔离带。而且，韦老师的另一个更为强烈的感觉是，在自己和阿晶之间也有一个隔离带：阿晶就那样一字一句地说着，仿佛对着墙壁说话，也好像是她的咨询老师“像空气一样的存在”。遗憾的是，韦老师没有及时地抓住之一感觉。

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第五次咨询。预约的时间是一个星期二的上午九点，但是，就在前一天，另一所大学的心理咨询同行打电话来，要韦老师去他们学校做一次临时安排的演讲，时间也是星期二上午。韦老师全然忘了跟阿晶的预约，就答应了。第二天的演讲结束后，她才想起来跟阿晶的预约，但已经太晚了。当天下午，怀着极大的内疚，她打电话到阿晶宿舍表示歉意，并提出再约一个时间，阿晶的反应很平淡，说约就约吧。于是下一次的咨询就定在了两天之后的那个下午。

更不可思议的是，到了那天下午，韦老师又一次忘记了跟阿晶的预约时间。直到在家里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她才突然记起这件事情来。她想，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错误，而这回竟然在一个人身上犯两次同样的错误，肯定有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但我却不知道。这饭是没法吃下去了，放下筷子，去用冷水洗了洗脸，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就去打电话。这次电话不是打给阿晶的，而是打给她的指导老师孙医生的。孙医生是一位私人开业的心理治疗师，具有很丰富的临床经验。韦老师在咨询中遇到什么问题，就会去找他。韦老师跟孙医生约了一个见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