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艾瑞克森为什么改变心意决定作证，他说：“你会学到一些事情，不是吗？”我说：“没错。”

即使旅行对艾瑞克森而言相当不便，他还是坐上了警车到警局看催眠录影带。除了给我一次机会教育之外，艾瑞克森想必认为这件案子很重要。

当我们聊天时，我告诉艾瑞克森我对于出庭作证很紧张，希望他给我一些意见。他用这句话作为下面一个故事的开场白——“了解对手的律师”。

艾瑞克森接着说，他有一次代表丈夫，为一件争取孩子监护权的案子作证。他相信这个太太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很可能会对虐待孩子，丈夫显然较适合取得监护权限。

艾瑞克森继续说，他猜想对方律师是一个相当难缠的角色。他认为事情不会进行的那么顺利，因为这个丈夫的律师没有给他任何对方的资料。当他出庭作证那天来临时，对方律师完全是有备而来；她准备了十四页的问题要问艾瑞克森。她以挑衅的问题作为开场白：“艾瑞克森医生，你说你是一位精神科的专家。谁有权威能佐证你的说法？”艾瑞克森答道：“我就是自己最好的权威。”他知道如果他提到其他任何人的名字，这名准备周全的律师一定会引用相反权威的意见来贬抑他的专业可信度。

这名律师接着问：“艾瑞克森医生，你说你是一个精神科的专家。什么是精神科？”艾瑞克森说他当时这样回答：“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任何一个美国历史的专家都知道赛门·歌弟(Simon Girty)又叫作‘下流歌弟’(Dirty Girty)。任何一个不是美国历史的专家，都不会知道赛门·歌弟又叫作‘下流歌弟’。任何一个美国历史的该知道赛门·歌弟又叫作‘下流歌弟’。”

艾瑞克森接着说，当他抬头看法官的时候，他坐在席上，正把头埋在手里，法院的书记官正在桌下找他的铅笔，丈夫的律师正努力压制哄堂不可遏抑的笑声。

在艾瑞克森举了这个（似乎不相关）例子后，这名律师把她的稿子丢在一边说：“艾瑞克森医生，我没有更进一步的问题。”然后艾瑞克森看着我说：“那个律师的名字……就叫歌蒂(Gertie)。”

艾瑞克森的轶事有趣且迷人，在谈笑之间，他表述了他的要点。如果艾瑞克森只是直接告诉我：“不要被法院的排场给吓到了。”我想效果将会很有限。但是由于他不直击要害的沟通方法，现在要我走进法院而不想到“下流歌弟”，已经是不可能的事。

稍后，艾瑞克森提到他另一个在法院成功用过的技巧，他说对方律师通常会将情绪的张力铺陈到最高点，然后丢出一个慷慨激昂的问题，而问题本身的荒谬性会被当时的情绪所忽略。

在这个时刻，艾瑞克森会故意表现的有点驽钝。他会对法官说：“对不起，我没听清楚那个问题，可以麻烦书记官复述一次给我听吗？”艾瑞克森说，当书记官用他平淡的语调复述时，所有的情绪张力荡然无存，让陪审团和法院其他的在座人士了解到这个问题是多么的荒谬。

当这个案子随着被告承认有罪而终审之后，我们彼此讨论我们的发现。我们同意催眠并没有被误用。事实上，艾瑞克森说因为警官用了一套标准技巧，这次催眠事实上对受试者没有什么效果，几乎没有激发什么反应。

所以结果是艾瑞克森代表控方，我代表辩方。我的忐忑不安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