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位于瞎鹿一家、栓柱这样的底层百姓的另一极端的角色，无疑就是蒋委员长了。蒋委员长昏庸无能吗？不是。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吗？似乎也不是。不开明吗？似乎也不是。电影中，蒋委员长决定公布河南灾情的真实情况时感慨道：“我真怀念北伐时期，那时候没有负担，尽可以和民众站在一起”。看到这情节，令人感慨。蒋委员长何尝不想做人民拥护的一代明君？蒋委员长何尝没有试图保住政权而整肃吏治？然而，全然贪腐的官僚阶层是他的政治依靠，反贪，就亡党，不反贪，就亡国。现在的位居枢要的人物们比蒋委员长幸运，因为国家不算积贫积弱、没有遇到抗日战争、没有反对党。所以，今天的位居枢要的人物们其实较之蒋委员长有着更多的可为的余地。

蒋委员长手下的官僚中，并非没有少数在位像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这样的忠厚之人。为其忠厚，所以与整个贪腐成风、形式主义泛滥的官场格格不入，由此可为的空间实在有限。丢官罢职、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牺牲品是不可避免的。我不知道那个被正法的军需官是否有后悔的意思。但我知道不会有当官的会把他视为前车之鉴而不去贪腐、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人一旦进入一个群体，多半会失其本心而无限认同那群体。如果那个群体集体性地堕落了，个人是无法抗拒的。群体犹如一台机器，个人犹如机器的部件，个人根本抗拒不了整台机器的运转。这就是所谓“路西法效应”。

电影中，老东家的女儿星星自恋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直抱着的猫是她自我的写照（犹如今天80、90后很多年轻人）。由于家庭所给予的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她意识不到这世界的恶与苦难。如果那不可承受的恶与苦难临到她身上后，她自我的世界就迅速崩塌了，曾经严守的尊严很快被以极低的价钱卖了出去。电影在被宣传的时候，演员们总在说“尊严是从肚皮开始的”。可当肚皮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后，尊严是不是就有了保障呢？今天我们从新一代年轻人身上看到的情形似乎并非如此。人人都吃得很饱，但人人都巴不得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尊严可能开始于肚皮，但尊严并不必然贴着肚皮。

电影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人物，就是那个名叫安西满的中国神父。为了传教，他深入到逃荒的人群中，恐吓他们落到逃荒的下场就是因为“不信主”。宣称他要把他们带出“埃及”。当他目睹了太多的苦难与无辜的死亡后，逃回教堂的他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了。他问外国神父：“这一切都是上帝干的吗？”外国神父说“是魔鬼干的”。他反问：“如果上帝打不过魔鬼，我们信祂干嘛？”又说：“魔鬼入了我的心”。

是什么样的“魔鬼”入了这位中国神父的心呢？试想：如果他的上帝对这地上的苦难熟视无睹，而这时，有毛主席这样的人站出来说：“上帝不管我管”。那么，绝大多数苦难中的中国人是信上帝呢还是信毛主席呢？结论很显然，可这对于基督徒而言却是一个莫大的“试探”。在电影放映中，我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一直暗暗念叨：“别让我们遇上试探”。目前为止，我所认识的基督徒还没有遇上1942年这样大的试探，可他们的先辈遇到了。他们中很多人选择了信毛主席而不是上帝。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是基督徒背叛了他们的信仰，就是基督徒所理解的“上帝”背叛了他自己的“约”。除非上帝是难以理解的。

观看电影之余，观看观众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我发现，有的人似乎被深深地扎疼了、有啜泣之声隐隐传来。而有的人则似乎若无其事、不过又看了一部贺岁的大片而已。如果被冯小刚的“银针”扎疼的人多于若无其事的人，则我们的民族真是可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