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像“安宁训练营”(Camp Erin)和“舒适地带训练营”(Comfort Zone Camp)这样的训练营，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场所，他们可以在这里谈论过世的亲人，而不必感到难为情或者让校友们不舒服。像“道奇中心”和“弗恩赛德”这样的非盈利组织提供的免费支持小组也有助于更好地面对悲伤。就像1986年的“哈佛儿童丧亲研究”(Harvard Child Bereavement Study)的主要调查者之一的心理学家J·威廉·沃登(J. William Worden)所说的：“针对孩子们的丧亲项目的价值在于，这样一来孩子们不会总是觉得自己是‘怪人’。”

在过去4年里，佛罗里达州梅特兰悲伤中心“孩童新希望”(New Hope for Kids)的志愿者杰里·戈德史密斯(Jerry Goldsmith)一直在倾听7到12岁的孩子谈论他们失去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看着他们建立“回忆箱”来纪念亲人，或者在装有拳击袋的“飓风房间”里释放沮丧的情绪。

对戈德史密斯来说，这是一种苦涩而又甜蜜的体验。他退休前是金融高管猎头，1952年他9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心脏病过世。他说，20多年来，他没有哭过。现在他忍不住会想：“如果当时我有现在这些资源，我的人生会怎样不同？”

他补充说，为了逃避父亲去世的事实，他几乎放弃了成为父亲的念头。他说，“我不愿跟任何人太亲近。”尽管最终他有了三个孩子，他说：“要是能在9岁的时候完全释放我的悲伤，开始愈合过程就好了，而不是等到28岁（他结婚）的时候。”

在提供给3岁到18岁的孩子的同辈互助小组里，大人鼓励孩子们进行对话，让他们随其所愿进行哀悼，甚至可以用小棺材再次举行下葬仪式。这很有帮助，因为就像“道奇中心”的舒尔曼女士所说的那样：“孩子的复原能力是很强，但是他们无法在真空中复原。当他们看到‘有人理解我在经历什么痛苦’时，会好得更快。”

但是同辈互助小组不是治疗方法。匹兹堡阿勒格尼综合医院的精神病专家朱迪思·科恩(Judith Cohen)说，如果一个孩子没有逐渐好转，可能需要让精神健康专家来诊断一下这个孩子。她说，特别是在一两个月后，“如果他们还在为亲人去世的方式而挣扎，而不是面对亲人离世的事实”，就需要就诊。

临终关怀中心是提早获得帮助的好地方。他们不仅关注即将离世的病人的需要，而且在病人去世后一年内提供丧亲安慰服务。

2010年，美国有160万病人接受临终关怀，1982年国家老年医疗保险(Medicare)临终关怀救济金创立的时候，这个数字是2万5千人。“全国临终关怀和悲伤缓解组织”的主席J·唐纳德·舒马赫(J. Donald Schumacher)说，过去有人离世后，没人关注孩子们的需要；“但是现在他们也被列入临终关怀计划的一部分，在临终关怀时他们的需要会很快得到关注”。

另外，很多殡仪员受到像拉比·厄尔·格罗尔曼(Rabbi Earl Grollman)和沃尔费尔特博士(Dr. Wolfelt)这样的悲伤缓解专家的影响，现在会明确地跟父母讨论是否让孩子参加葬礼。有些葬礼专门设有儿童休息室，向孩子们表明他们是受欢迎的；他们还会分发宣传册，里面是给父母的一些建议，比如“要让孩子们知道，感到悲伤和大声哭泣都是正常的”。

全国殡仪员协会的候任主席兼密西西比州牛津市沃勒殡仪馆(Waller Funeral Home)馆长鲍勃·罗森(Bob Rosson)对那些不愿意带孩子们参加葬礼的父母说：“如果你不让他们参加葬礼，你可没机会下周再来一次作为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