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这有许多方面的原因，虽然解放后有一些心理学家意图建立中国自己的心理学体系，也有一些心理学家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之内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是接二连三的"大批判"心理学都难逃厄运。从1966年至1976年的这十年间，国内的心理学研究基本上是停学的，这使得心理学研究面临着许多禁区，尤其是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同时也使得许多心理学家顿如"惊弓之鸟"，对"禁区"望而生畏。长期以来，国内不少心理学家都专注于具体的研究而回避或忽视了理论方面的研究，或未能把具体的研究与理论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我相信中国心理学家是会产生或贡献出自己的理论的，年轻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一起来向此努力，在踏踏实实的研究和实践中发现并总结出科学的规律。

申：高老，能问您这么一个问题吗？在整个心理学史中，您最推崇的是哪一位心理学家？

高：可以说是库尔特·勒温吧。托尔曼把勒温和弗洛伊德相提并论，他说，"弗洛伊德为一临床医生，勒温为一实践家，正是他们二人常被人所怀念，因为他们的洞察力相反相成，初次使心理学成为可以同时使用于真实的个人和真实的社会的一门科学"。也就是勒温心理学的这个特点，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吸引了我的注意。他把弗洛伊德提出的有关人生的问题如需求、挫折、代替满足等进行实验的分析研究，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开辟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天地，比弗洛伊德有高明之处。

申：高老，您从事心理学研究以近七十年，其成果与价值已有目共睹，并已得到国内外心理学界的很高评价。回顾这七十年的历程，您自己有何感想？

高：七十年可谓风风雨雨，我自己唯感欣慰的是我一直在坚持学习。虽然从1957年到1968年迭受挫折，从1968年到1976年又被迫改行，但是无论如何，一有可能，我仍在思考自己专业问题，阅读有关自己专业的书籍。文革时期买不到什么心理学书，我就买了一些神经生理学方面的书看，阅读自己所收藏的书，这样总算没有掉队，1978年心理学恢复以来我便开始了这三本书（即《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中国心理学史》和《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的编写工作。解放后的四十年，我自己的愿望是要在教学和科研上作出贡献，以期有益于祖国文化教育事业。

申：高老，七十年来您有很丰富的阅历，也一定有很丰富的经验，能大致谈一下您的治学经验吗？

高：我曾经为《祝您成才》杂志写过一篇"治学漫言"，文中提到"虽已年届九十，但以言学问，却仍在彷徨摸索之中"。就我自己来说，我所受益匪浅的是四个字，即，"勤、恒、钻、谦"。韩愈说，"业精于勤"，我自问智力不及他人，而勤则不愧于他人。"恒"所体现的是滴水穿石的精神，荀子说，"不积蛙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相信有"恒"才有"积"，日积月累，才可望有所成就。"钻"强调的是思考，也即孔子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来说，学派分歧，学说杂陈，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刻苦的钻研是很重要的。最后一点是"谦"，"小才易骄，大智若愚"可谓是我的一则座右铭，我不是大智，却从不敢自满于学问。

申：高老，心理学界已流传"南高北潘"之称，都知道您和潘菽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你们是什么时候结识的呢？

高：那是在二十年代，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潘老有一本《实验心理学》送来审校，从那时起我们就相识了。后来是怎样熟悉的呢？那是我到了重庆国立编译馆，住在北碚，潘老在沙坪坝，北碚有位黄国璋先生是我的朋友，他与潘老也是很要好的。潘老常过来聊天，这样我们就很熟了。那时我们所讨论最多的是历史观和民主和科学方面的问题，还有许德珩等一些进步人士，大家在一起搞民主和科学社，也就是后来的"九三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