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培训导读：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告诉周作人，这是因为他太注重日本文化里的中国部分了，太看重文的一面，而忽视了武的那一面。这种杂糅是日本国民性的一个体现，也提示我们，对日本的观察应该尽可能全面。

日本无条件投降67年来，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开倒车，挑战历史定论，冲撞公理正义，道义沦丧，严重伤害亚洲各国人民感情。去年以来，又在钓鱼岛上一再挑起事端。日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族？

南风窗专栏作家李北方近日撰写“日本再认识”一文，深度剖析了日本。

一个像欧洲一样联合起来的亚洲，一个以共同货币、自由贸易区和某种超国家的治理机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亚洲联盟，是很多有识之士的梦想。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过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但这一意见随着短命的鸠山内阁的结束而搁浅。然而，在研究亚洲问题的知识分子群体间，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持续存在。

什么条件是这一看似天方夜谭的设想成为可能的前提？又是什么因素在阻碍亚洲的融合与合作？显而易见，决定性因素是日本与其他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关系。在这其中，中日关系又是最重要的。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照常理和惯例，“逢十”是个纪念和庆祝的机会。10年前，一个5,000人的中国友好观光团前往日本，日本则组织了人数达1.38万人的观光团回访，声势浩大。而今年呢，在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图谋和美日宣称将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的背景下，此类盛况注定没有重现的可能了。

日本的暧昧

周作人曾说：“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他认为，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是“富于人情”。这是他在1925年写的文章，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开始困惑了：他一向视为“明净直”的日本民族缘何对待中国却只有“黑暗污秽歪曲”，只有离奇的恶意？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告诉周作人，这是因为他太注重日本文化里的中国部分了，太看重文的一面，而忽视了武的那一面。这种杂糅是日本国民性的一个体现，也提示我们，对日本的观察应该尽可能全面。

总体上看，日本人的性格中有善变的特性和深刻的矛盾感。他们既可以彬彬有礼，也可以残暴不仁；既顽固保守，又对新事物充满兴趣；既喜欢纵情声色，又可以为义务而舍弃一切享受；既有深刻的存在感，又伴随着深刻的幻灭感，二者粘合为一种独特的悲剧性的审美观。

大江健三郎所谓的“暧昧的日本”恐怕是对日本国民性最深刻的洞察。暧昧意味着说不清道不明，意味着幽暗的矛盾性，意味着由信仰脆弱而生发的方向感的迷失。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大江语）最强烈地体现为，或者说来源于，日本在东西方之间的犹疑和徘徊。一方面，日本历史上从中国文化受益良多，却没有学到中国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日本彻底倒向西方，奔向现代化，却没有彻底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是走向了畸形的军国主义的侵略道路。

康有为曾敏锐地指出，皇统“莫大于日本焉”。忠与孝的根深蒂固，是日本文化的典型特点。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以“忠”来解释日本人在日本投降前后呈现的截然相反的状态：在战时宁死不降的日本人，在天皇的投降诏书下达之后，立即就接受了战败的现实，并向美国占领者表示出了足够的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