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被迫对西方开放门户以后，选择了在发展道路上模仿西方，同时也在对世界的理解和阐释方面学习了西方的话语体系，“脱亚入欧”就是这套新的话语支配下的结果。“脱亚入欧”当然不是从地理意义上说的，而是源于西方对“先进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的对立。

欧洲和亚洲作为地理单位，是近代以来西方的知识构建，这一过程又与文化想象密切相关。欧洲列强因为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在单一民族的框架下组成现代国家而被定义为进步的，相应地，亚洲由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多民族帝国组成，故而是落后的。日本的“脱亚入欧”在经济上体现为选择了工业化道路，政治上表现为接受了西方民族主义的扩张逻辑，一步步走上了侵略的道路。

从“脱亚入欧”到后来的“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视之为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日本始终以自诩为进步的形象出现在被侵略的亚洲国家面前。以侵华战争为例，在“进步的日本”和“落后的中国”双重想象的作用下，日本就把侵略自我正当化了。日本拒绝面对历史，这也是原因之一。

这种日本式的“知识结构”如今仍然存在，只不过换了一副面孔。

例如，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日本一再以学术性、规范性为标准对30万死难者这一数字提出质疑，制造一种这样的假象：连死难人数都靠不住，那么屠杀的存在就也靠不住了。这就遮蔽了更重要的问题，也引发了更严重的问题。

这种隔阂是可以消除的吗？日本的沟口雄三先生尝试在中日学者之间建立“知识共同体”，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交流”和“共有”是有差别的，要“共有”，就得有自觉存在的共有知识的主体。

显然，中日两国很难形成这样一个主体。

中国的现实选择

以上分析有笼统地将日本（人）视为一个整体的倾向，在现实中，日本人的构成更复杂，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也更全面和辩证。

正是在这个空间中，中国才有撬动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很多文艺作品反映了中国人将日本人区分看待的自觉倾向。比如不同版本的《霍元甲》都突出表现了日本武士和日本政客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前者代表爱好和平的人民，代表真正的武士道精神，后者代表肮脏的政治和阴谋诡计。再比如电视剧《闯关东》，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情谊，他因为后来被日本政客利用而陷入道德上的困境，最后在挣扎中以死解脱。在这样的叙述中，日本人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本性都是纯良正直的，军国主义和政客才是恶之根源。

在真实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以德报怨”的民间基础。日本投降后在中国留下了为数众多的遗孤，他们中不少人被中国家庭收养。收养日本遗孤的家庭中甚至包括这样的极端个例：在日据时期，有怀孕妇女遭到日本警察殴打导致流产，从而失去了生育能力，却在战后收养了日本孤儿。

这种全面辩证看待问题的方法在外交领域也有长期的体现。在实现邦交正常化前的一些年，中国政府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导对日外交，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用周恩来的话来概括这个过程就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

建交后，以民间外交的形式开展的交流广泛而深入，青年代表团的互访、各种文化团体的互访频繁，与经贸关系一起构成了一条相对独立于官方交往的纽带，为钳制日本政客的倒行逆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多层次外交基于这样的历史认识：给中国造成灾难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我们知道日本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