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日本人将履行由于忠孝所产生的义务作为人生的最高任务。如此，日本人就成了不受道德约束而只为意志支配的行动者，在他们的眼中，行动只有成功与失败之分，而无正确和错误的区别。

日本人对待侵略战争的根本态度是，他们承认从前的道路失败了，现在需要换另一种方式取得国家的振兴、使日本在世界上取得“恰当的位置”。这种转折间不包括对此前发动侵略战争的反思和忏悔。

此种历史意识的形成，有赖于“忠”的意识和作为“忠”的载体的天皇的存续。二战结束后，日本天皇没有作为战争的最终责任人受到惩罚，并且通过新宪法确保了在日本国的象征地位。相应地，那些参与了战争的日本人以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身份重新回到社会之中，心安理得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与此同时，盟国没有在战后参照对德国的模式对日本进行占领，而是沿用了日本的管理机制，一批战犯在战后担任高官。这使得发动战争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得以延续，日本战后首任首相币原喜重郎的就职演说清楚地表示了这种延续性：“我们自古以来，天皇就把自己的意志作为国民的意志。这就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所讲的民主政治可以认为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日本进步的左翼势力薄弱，无力对日本的国体产生影响，加上日本在战后很快卷入了冷战格局，并且靠朝鲜战争的订单快速恢复了经济，从而催生了保守的政治格局的坚固化。对日本战争历史的维护和美化是这一政治格局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

自从保守主义的自民党失去执政地位以后，该党强化了对历史问题的右翼立场，以此作为争取选票的宣传工具。另外，相对温和的日本政治势力不具备突破历史认识和现实政治局限的潜力，鸠山由纪夫虽然主张以“友爱”精神处理与亚洲邻国关系，却还是把美日关系作为外交的轴心看待。即便如此，鸠山内阁还是在美国的压力下短命而终。

人们经常把日本和德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进行比较。我们应该了解两国的不同，德国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德国文化历来既有“西方”的成分，也有“反西方”的成分，二战后，德国人将纳粹历史解释为一段歧途，认罪和民主改革则被认为是向正常状态的复归。也就是说，德国认罪并不存在文化上的障碍，不对德国的民族认同感构成实质的威胁。日本则不同，他们的文化没有提供这样的回旋空间。

本尼迪克特通过名著《菊与刀》提出了战后保存日本体制的建议，也预见了日本可能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可能。在书的结尾，本尼迪克特写道：“现在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他们还将注视，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否也在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会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并显示其对战争如何能做出贡献。”

在派“自卫队”参加伊拉克战争之后，日本实际上已经突破了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没人知道日本会在这个方向上继续走多远。

因知识而产生的隔阂

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情感。

日本被认为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日本历史上向中国学习了很多，对此中国人多少有些骄傲和自负，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来访的日本青年代表团被中国媒体称为新的“遣唐使”，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同时，中国人因为日本不能正视历史而对其怀有某种程度的敌意，对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和精致的工业产品则抱有一丝尊敬。

相应地，日本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谦卑，但更多的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心理优势。日本的这种心理优势包裹在现代、进步、文明的外衣之下，妨碍着两国对同一历史的共同理解。这便是日本学者小岛洁所言的日本人的“知识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