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忠孝观念源自中国，却与中国有极大的不同。以“忠”为例，首先，中国皇帝自称“天子”，日本天皇则自称为天，且万世一系，在明治维新前的封建时期，天皇在近700年的时间里处于被幕府架空的状态，但历任幕府将军并未动过“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其次，日本封建时期的“忠”，指的是对主君即直接的人身依附者的忠诚，武士忠于大名，大名忠于幕府将军。

“忠君”是明治政治家们的创造，出于团结和动员的需要，他们将国民的忠转移到了天皇身上。

本尼迪克特睿智地指出，中国文化虽讲忠孝，但忠孝之上还有“仁”这一更高的价值准则，忠于皇帝的前提是皇帝施行“仁政”，否则人民就有权利揭竿而起。日本却忽视了“仁”，忠与孝变成了对天皇和父母无原则的服从。可以说，忠孝到了日本，沦为了愚忠愚孝。

对西方的学习也不彻底。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包括工业化和殖民主义，也包括人的解放，日本只学习了前者。

1870年代，日本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遍访欧美，学习先进经验。在德国，代表团拜见了俾斯麦，俾斯麦对他们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此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明治政治家们闻听此言，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大久保利通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听了俾斯麦的话，觉得日本大有希望了。

与此同时，明治政治家们对西欧的政治体制毫无兴趣，认为这种人民与统治者进行战争的模式不适用于日本。回国之后，他们颁行了第一部宪法，把天皇推上了神的位置。这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日本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竟然是“忠君”。

暧昧的另一个体现是，日本人既向前看，也喜欢向后看。推翻幕府的明治维新打出的旗号便是“王政复古”，时至今日，保守的日本政客还喜欢许诺带领人民回到一个美好的过去。

日本还是罕有的未经历社会革命的发达国家，可以说是现代化国家中封建残余因素最多的。病态的社会结构导致病态的行为，学者孙歌就从《东史郎日记》中读出，日本军队中军官对士兵的残酷欺压，是日军对平民施加暴行的根源之一。直到今天，日本人依旧受到辈分、年资、性别等因素的压抑，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就说，如果不是在中国混出了点名气，以他的年龄资历是万无可能在日本报纸上写评论的。

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将日本文化称为杂种文化。也有人将日本文化称为洋葱头文化，一层层剥去，却没有自己的内核。由于没有自己的方向感，“脱亚入欧”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时代沦为英国在亚洲的枪手，二战后又沦为美国在亚洲的鹰犬，成了“脱亚入美”。这种唐突和彷徨不但给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带去了灾难，也把灾难引到了日本人民的头上——日本成为唯一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

这是日本的悲哀。

不可能直面的历史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是中日发展友好关系的前提，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但日本有可能诚实地面对历史吗？

理解日本的战争行为和对战争的态度，“忠”是极其重要的维度，无论发动战争的理由为何，都是以“忠”为中轴转化为动员的力量的。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日本人在天皇的号召下投身战争，是为了“让天皇安心”；一旦战败，日本人就立即放下武器，投身到新的事业之中，理由仍旧是“让天皇安心”。

本尼迪克特的分析进一步指出，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能力以及善恶观念。日本的伦理学历来否认德行包括同恶进行斗争，而且日本人认为，他们天性善良，不存在干坏事的可能性，也就不需要诸如“仁”这种道德律令来进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