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再坏的社会制度、再多的社会问题、再被人蔑视欺负侮辱，最多逼你去反抗压迫者，而不是让你去滥杀无辜。换个角度说，屡遭打击没有出路的人也很多，去残杀无辜的却是个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类行凶者可用反社会人格障碍来解释。具体到郑民生，有心理学家分析其社会适应不良（与领导同事同学哥哥关系都不好）、行为无计划性（轻率辞职、杀人无预兆等）、自我认知存在问题、易迁怒于人（比如将辞职说成领导诱使）、缺少羞愧感（杀人后无悔意）等，这都是其制造血案的个体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

因此，笔者认同行凶者的主观因素是这类惨案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对南平血案的讨论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

“杀人狂”的产生虽然很难从制度层面杜绝，但是，这不代表不需要对社会进行反思，毕竟，并不是每个失败者或反社会人格障碍者都会变成现实中的杀人罪犯。所以必须要关注的是，社会对其“失败”是否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又有多大责任？发生惨案的各国事后对此均有讨论，答案也各不相同。具体到郑民生案，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无房是郑民生的“软肋”之一，但这并不是其个人懒惰造成，社会应负有很大的责任。作为一个具备专业技能、长期供职于正规医院的医生，他凭借工资收入却买不起一套房，甚至没有希望，这在大多数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不能不说我们的社会利益分配体制或者经济结构存在失衡。另外，据说郑民生因底子薄错过单位改制入股，从而失去了分红的机会。但是，如果再努力工作，工资收入也远不能与一次“投资”的收益相比，这会多么让人灰心丧气。社会做不到宣传的“以按劳分配为主”，是否说明政府在社会转型期的宏观政策存在一定问题，并且缺乏日后的补救措施？

第二，社会失范，遵守规则者却常被边缘化；价值观单一，无钱无权者得不到尊重，是郑民生人生悲剧的催化剂。郑民生是个医术、医德都不错的医生，却不善于搞人际关系，应该是希望凭技术吃饭。但不屑或不会搞潜规则、拉关系，不仅没有灰色收入，升职也难，最后因为“不能适应社会”而被人瞧不起。循规蹈矩并没有给郑民生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在事实上过得比同事们差（虽然并没有证据指责同事们玩“猫腻”）。另外据说郑在辞职前已联系了新单位，但却在入职时被告之要降职降薪，“强者”不守规矩，正是我们社会的问题之一。社会缺少公平正义的环境，不能让守规则者得利，反而是不守规则者得利，对社会的失望，有可能带来郑民生对整个社会的反抗。

第三，社会地位的变化，政府对失业者缺少关怀，社会对弱者缺少同情，是郑民生走向消沉、绝望、愤怒的原因之一。郑民生之前在中专最红火的时代考上中专，顺利进入体制内并成为业务能手，在贫困的家庭中成了顶梁柱，在邻里当中可算是个“精英”。但是，辞职并未去成联系好的医院后，外科主治医师的职称并不能保证郑找到工作，开个人诊所也未通过卫生局审批。起码在新闻报道中，我们没有看到政府民政部门对他有何救济和帮助，社会对他有何关心，曾经的“郑一刀”，就这样被社会抛弃了。郑民生从前风光过、后来被甩了出来这种遭遇，更强化了他的失落和愤怒。

总之，“业务上的认真和负责”不能解决起码的住房问题，强者不守规矩不用付出成本和代价，失业得不到社会保障和救助，郑民生的生活从充满了不确定性，到渐渐失去希望。